1937年8月聚财略，“参谋本部上校高级参谋”文强到达上海，与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戴笠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。
文强告诉戴笠：“我调查了一下，在上海，日本特务活动的中心地方，一个是上海的海军俱乐部，另一个是同文书院，这两个地方里面净是日本特务。（本文黑体字均出自《文强口述自传》）”
戴笠很发愁：“你指出来的那两个地方，日本海军俱乐部进不去，我们没有内线，同文书院有许多特务隐藏在里边，这些特务都是些高级的教授，最熟悉上海的情况。”
本文开头关于文强和戴笠的职务介绍，可能有读者会有些疑惑，所以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：我们习惯称呼戴笠领导的特务机构为军统，最早是复兴社特务处，后来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（我们可称之为老军统）第二处——老军统局长为贺耀祖，第一处处长为徐恩曾，第二处处长为戴笠，第三处处长为丁默邨。
1938年3月29日，老蒋决定让老军统分家扩编，并于4月1日执行，第一处变成了中执委调查统计局，也就是中统；第二处继承了老军统名称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军统，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工作，他们每年召开“四一大会”，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天，而这一天也恰好是复兴社特务处在1932年成立的日子；第三处丁默邨叛变后组建了汪伪“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”，丁默邨为主任，李士群、唐惠民为副主任，那就是我们熟悉的魔窟“七十六号特工总部”。
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的时候，戴笠还是老军统第二处处长，因为第二处又叫“特务处”，所以当时很多特务和后来的史学家，还将其称为特务处，也没有太大错误，但这个特务处已经不是“复兴社特务处”而是“军统局特务处”了。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徐州“剿总”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、代参谋长文强，当时是“参谋总长”程潜很器重的上校参谋，他去上海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协助戴笠组建一支一万人的“别动总队”。
老蒋要组建别动总队的原因，戴笠告诉文强了：“戴笠从楼上下来，从皮包里拿出一份电报给我看，说是校长来的电报，说蒋介石要戴笠跟杜月笙合作，在一个月内组织一万人的别动队。当时上海到处是日本特务，每天晚上打信号枪，需要一支部队维持秩序。”
这些日本特务并不全是日本人，也不全在日本海军俱乐部，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出来了：那个潜藏大量日本特务的“同文书院”是怎样一个机构？戴笠和文强为什么对这个机构如此重视？
老蒋命令“军政部（首任部长冯玉祥，抗战期间是何应钦）”给了戴笠文强一万人的编制和经费以及一些轻武器聚财略，所以别动队在杜月笙提供大量门人的情况下，不到一个月就建成了，但是这一万人的队伍能干什么，戴笠却有些迷糊，于是就问兼任“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”的文强怎么办。
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都知道，别动总队的全称就是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总队”，后来又改为“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”、“交通警察总队”，当年这支轻武装部队是受行动委员会指挥的，该委员会的委员，有几位大家比较熟悉：宋子文、张治中、俞作柏、杜月笙、戴笠杨虎等十四人为委员，戴笠为书记长，文强为人事科长（后为忠救军政治部少将主任）。
管人事的文强知道这支主要由帮会中人组成的部队上前线不行，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戴笠：“咱们这些乌合之众不需要到前线去打，去了也根本抵挡不了几个小时。上海现在还是作战的后方，到处都有汉奸，每天晚上都有人打信号枪，把这些汉奸肃清，咱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”
戴笠表示肃清汉奸和日特十分困难，文强这才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戴笠，两人商量先从同文书院下手。第一步就是文强派人打入其内部，文强还提出了要求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派两个小姐给我。要懂日文，会照相，会骑马，会射箭，会打枪。”
文强在加入军统前是做什么的，熟悉那段历史的都知道，笔者也多次介绍过，这里就不用细说了，咱们还是接着聊同文书院。
文强指挥两个“警官学校（人们习惯称其为军统特训班）”受过训的女特工，拿着照相机藏在同文书院大门口，把进出书院的人员逐一照相，并对重点目标进行跟踪，准确地掌握了他们的行踪，然后文强向戴笠报告：“昨天晚上我跟余乐醒（沈醉的姐夫，跟《潜伏》中的吴敬中一样，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后叛变加入军统的）研究了，余乐醒有个很好的建议，说我们去同文书院绑架几个人，回来一拷问，就什么都说了。”
文强和余乐醒都是武功极为高强的资深特工，他们绑架几个教授，那就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：“那几个教授根本不用打，就什么都说出来了。他们交代说有个仁丹胡子的日本特务，知道我们有个水井，在水井里放毒害中国人，他们还拿钱收买了上海附近的一批农民跟着做特务。”
这里顺便说一句，后来的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，当时也在上海，他先是当情报组长、行动组长，后来又以“军委会战地随军调查组罗浏组组长”的身份，在罗店、浏河一代“监督”王耀武的五十一师：“我们调查组的任务，主要是深入前线，了解部队对日作战情况、伤亡实数和阵地变动情况，同时还要监视部队，防止部队投降或是部队长官花天酒地、玩忽职守。”
沈醉没有说他参加了姐夫余乐醒和文强组织的绑架行动（我认为文强的说法不太准确，似乎应该叫抓捕而不是绑架），余乐醒和文强的审讯手段也不必细说，反正那些间谍全招了：“他们交代出了几十个日本特务，说晚上打信号枪的也是这批家伙。还说日本人在铁路边上建造的水塔，实际上是日本人的炮兵测量点。后来，这几个教授还把日本间谍的名册交给了我们。我们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，抓住了一些日本特务。由于这几个教授交代得还算老实，我们就优待他们，把他们送到南京关起来了。 ”
文强并没有说那几个教授是什么国籍，所以咱们还是得看看上海同文学院的沿革及历任院长：第一任院长根津一(日本著名间谍，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，第二任院长杉浦重刚(裕仁的老师)，第三任院长根津一(日本著名间谍，汉口乐善堂情报网头目)，第四任院长大津麟平(台湾总督府官僚)，第五任院长近卫文麿(这个人不用介绍)，第六任院长大内畅三(升格后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首任校长)，第七任校长矢田七太郎(日本驻上海总领事)，第八任校长本间喜一(后来创办了爱知大学)，1945年日本战败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，在华人员遣返日本。。
通过上面的简介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书院“历史悠久”，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在上海扎根，他们的“教学内容”，自然也“与众不同”：此学校一开始只招收日本学生，并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的“实地调查”。
1917年4月同文书院迁到上海徐家汇，后从1918年书院开始新设“中华学生部”，也就是开始招收亲日分子入学，学制也从三年延长到四年，李士群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。
从第一期学生到日本战败，同文书院的“旅行调查”持续了四十五年，参加者达五千多人，旅行路线七百多条，写了数十亿字的调查报告书，以至于当时有人说“日本人了解中国胜过中国人对本国的了解。”
文强和余乐醒抓捕了几个同文书院教授和几十个间谍，戴笠很高兴：“你把同文书院的教授一绑架，特务们都被关起来了，现在我们在上海作战是很安全的。你这个事情做得好，你这个人好像有三个头八个锅（意思是无所不能）。”
事实证明，戴笠高兴得太早了，即使日本战败后同文书院被取缔，该间谍机构也没有彻底消失，他们又以“霞山俱乐部”(近卫笃麿号霞山)、沪友会为掩护，创办《沪友》杂志、设立东亚书院、开办中文班， 并以“教育交流”为名重新进入中国活动。
戴笠和文强抓同文书院教授和间谍，抓得好，至于该书院后来又以什么形式死灰复燃，笔者知道却不敢说，想必熟悉那段历史和现在情况的读者诸君，心里也有很多话要说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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